我的家乡四川广元，大部分都是丘陵地带。玉米、水稻既没杂交种子，更没肥料助力，种出来的庄稼少得可怜，人口又密集，小时候，一般人家吃饭都困难。每家每户至少七八个人，挤在一间屋里。地里玉米、高粱还没熟透，人们便迫不及待地收割来，马上放入石磨，磨成粉，熬成羹。因为面粉少，要采些野菜放入锅里混着吃。野菜苦苦的，玉米表面的那一层皮石磨是磨不细的，苦味和玉米皮满口转，真是难以下咽。而玉米、高粮、小麦、水稻只能解决燃眉之急，红薯是一年四季的主食。
秋天是父母最忙的时候，早上就去挖红薯，天快黑时父亲一担一担地挑回来，堆在屋檐下，堆成一座小山。红薯挑完，天已经漆黑一片。母亲便点了灯，吆喝着我们一起挑选红薯，被锄头挖烂的放一边，很小的放一边，又大又没破损的放一边。母亲说：“破损的先吃，小的放后面吃。大的就放入竹林的地窖里，以备明年青黄不接的二三月时候吃。”二三月的时候，啥都没有，是最为难熬的。我那时特讨厌挑选红薯这事。一弄就是大半夜，啥时是个头啊!因此每次母亲叫我，我老大不情愿，嘴撅得都能挂上油瓶了。
提及吃红薯，当时村里家家都是这种吃法：把红薯去皮儿，如果红薯个头大，就用刀砍成几小块，一般是不用菜板的，就用手托着。村里人都会砍，边砍边入锅。浇上水，水刚漫过红薯，加盖。灶堂添小火煮。不到两小时，红薯熟了。实话说，吃一顿两顿，这是非常美味可口的。红薯红红的，那锅底下的水甜得没法说。如果你家有红薯，如果你有空儿，可以照我说的去煮一顿来尝尝，保准你赞不绝口。
不过，在那样的岁月里，天天吃，哪还有味道可言?简直是苦不堪言。母亲每天逼我们吃一大碗红薯，然后才能有粥吃。提起吃粥，我们便有劲了，那一碗白花花的粥呀，实在是太诱人了，我们感到希望就在前面。因为我们的粥也是非常特别，听我慢慢道来。
依稀记得，那时，家里灶口上面会挂上一个铁罐子。这罐子呈半圆形，约四五斤重，上面加盖，用铁丝系在房子的屋梁上。常年不取下来。锅里煮红薯的时候，就在铁罐子里添水，加米，掩盖，不用管它。煮红薯的时候，火苗蹿出来，罐子同样受热。因此，红薯熟了，粥也好了(不煮粥的时候，可以装水在罐里加热，用来洗脸，洗头)。母亲为了让我们填饱肚子，鼓励我们：“谁吃红薯多，就给谁粥多。”这样一来，哥的积极性非常高，每天舀上尖尖的一大碗红薯，端出去不到半个小时，回来把空碗底朝天，得意洋洋地宣布：“我吃完了。”看着罐子的粥已去了大半，我不服。很是奇怪，家里的那条大狼狗干嘛整天跟着哥呢?偷偷地跟踪了几天，发现了猫腻，原来，他把整碗红薯给狗吃了。怪不得狗儿喜欢追着他呢!当然，我向母亲告了状，母亲气急，拿起扫帚打了哥，道：“这年头，红薯都没有多的，你居然全给狗吃了，没看见，隔壁二叔活活被饿死了吗?”为这事，哥可是半年没跟我说一句话。
当时，有点红薯熬粥就算不错的人家。我们不但有粥吃，晚上还有面条吃。一想起吃面条，至今我仍记得当时情景，每次下面条时，我会端着小板凳站在灶台前看母亲挑面条。家里兄弟姐妹8个，母亲先摆9个碗，其中一个最大的是父亲的，其他的碗全都一样，母亲不摆自己的碗。她先拿个小碗，用筷子挑了两筷头放入小碗，再把小碗的面条倒入摆放的碗中，这样才能让碗中的面条挑得均匀些。而我看母亲挑面条的主要目的是眼睛死死盯着母亲的筷子，看母亲哪一筷子用的力度大些，那碗的面条就会多出几根来，然后我就在9个碗中选择最多的那碗。有时看我馋猫的样子，母亲偷偷地特意多挑一些，并低声叮嘱我：“可别让哥哥们看到，要不他们要闹的。”这时我便飞快地端着碗，躲到角落狼吞虎咽地吃完。母亲的碗是从不挑面条的，有时她就用小碗喝点面汤或者吃点汤里剩下的菜叶。父亲看到后，准备把那一大碗面条分些给母亲，往往被母亲骂了回去。父亲只好作罢，只有赶紧吃完，好好劳动，否则对不起贤惠的母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