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家乡四川广元,大部分都是丘陵地带。玉米、水稻既没杂交种子,更没肥料助力,种出来的庄稼少得可怜,人口又密集,小时候,一般人家吃饭都困难。每家每户至少七八个人,挤在一间屋里。地里玉米、高粱还没熟透,人们便迫不及待地收割来,马上放入石磨,磨成粉,熬成羹。因为面粉少,要采些野菜放入锅里混着吃。野菜苦苦的,玉米表面的那一层皮石磨是磨不细的,苦味和玉米皮满口转,真是难以下咽。而玉米、高粮、小麦、水稻只能解决燃眉之急,红薯是一年四季的主食。
秋天是父母最忙的时候,早上就去挖红薯,天快黑时父亲一担一担地挑回来,堆在屋檐下,堆成一座小山。红薯挑完,天已经漆黑一片。母亲便点了灯,吆喝着我们一起挑选红薯,被锄头挖烂的放一边,很小的放一边,又大又没破损的放一边。母亲说:“破损的先吃,小的放后面吃。大的就放入竹林的地窖里,以备明年青黄不接的二三月时候吃。”二三月的时候,啥都没有,是最为难熬的。我那时特讨厌挑选红薯这事。一弄就是大半夜,啥时是个头啊!因此每次母亲叫我,我老大不情愿,嘴撅得都能挂上油瓶了。
提及吃红薯,当时村里家家都是这种吃法:把红薯去皮儿,如果红薯个头大,就用刀砍成几小块,一般是不用菜板的,就用手托着。村里人都会砍,边砍边入锅。浇上水,水刚漫过红薯,加盖。灶堂添小火煮。不到两小时,红薯熟了。实话说,吃一顿两顿,这是非常美味可口的。红薯红红的,那锅底下的水甜得没法说。如果你家有红薯,如果你有空儿,可以照我说的去煮一顿来尝尝,保准你赞不绝口。
不过,在那样的岁月里,天天吃,哪还有味道可言?简直是苦不堪言。母亲每天逼我们吃一大碗红薯,然后才能有粥吃。提起吃粥,我们便有劲了,那一碗白花花的粥呀,实在是太诱人了,我们感到希望就在前面。因为我们的粥也是非常特别,听我慢慢道来。
依稀记得,那时,家里灶口上面会挂上一个铁罐子。这罐子呈半圆形,约四五斤重,上面加盖,用铁丝系在房子的屋梁上。常年不取下来。锅里煮红薯的时候,就在铁罐子里添水,加米,掩盖,不用管它。煮红薯的时候,火苗蹿出来,罐子同样受热。因此,红薯熟了,粥也好了(不煮粥的时候,可以装水在罐里加热,用来洗脸,洗头)。母亲为了让我们填饱肚子,鼓励我们:“谁吃红薯多,就给谁粥多。”这样一来,哥的积极性非常高,每天舀上尖尖的一大碗红薯,端出去不到半个小时,回来把空碗底朝天,得意洋洋地宣布:“我吃完了。”看着罐子的粥已去了大半,我不服。很是奇怪,家里的那条大狼狗干嘛整天跟着哥呢?偷偷地跟踪了几天,发现了猫腻,原来,他把整碗红薯给狗吃了。怪不得狗儿喜欢追着他呢!当然,我向母亲告了状,母亲气急,拿起扫帚打了哥,道:“这年头,红薯都没有多的,你居然全给狗吃了,没看见,隔壁二叔活活被饿死了吗?”为这事,哥可是半年没跟我说一句话。
当时,有点红薯熬粥就算不错的人家。我们不但有粥吃,晚上还有面条吃。一想起吃面条,至今我仍记得当时情景,每次下面条时,我会端着小板凳站在灶台前看母亲挑面条。家里兄弟姐妹8个,母亲先摆9个碗,其中一个最大的是父亲的,其他的碗全都一样,母亲不摆自己的碗。她先拿个小碗,用筷子挑了两筷头放入小碗,再把小碗的面条倒入摆放的碗中,这样才能让碗中的面条挑得均匀些。而我看母亲挑面条的主要目的是眼睛死死盯着母亲的筷子,看母亲哪一筷子用的力度大些,那碗的面条就会多出几根来,然后我就在9个碗中选择最多的那碗。有时看我馋猫的样子,母亲偷偷地特意多挑一些,并低声叮嘱我:“可别让哥哥们看到,要不他们要闹的。”这时我便飞快地端着碗,躲到角落狼吞虎咽地吃完。母亲的碗是从不挑面条的,有时她就用小碗喝点面汤或者吃点汤里剩下的菜叶。父亲看到后,准备把那一大碗面条分些给母亲,往往被母亲骂了回去。父亲只好作罢,只有赶紧吃完,好好劳动,否则对不起贤惠的母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