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国样
县域是基层治理的末端,也是年轻干部成长的第一现场。针对当前年轻干部普遍存在的理论内化不深、基层阅历偏浅、斗争本领偏弱、廉洁定力不足等问题,本文以江西宜丰革命烈士熊雄精神为本土红色资源支点,从“内涵提炼—现实诊断—实践转化”三重逻辑展开论述,提出以“场景再造、岗位淬炼、课程转化、评价牵引”为核心的实践路径,构建“熊雄式年轻干部”五维评价指标,为县域年轻干部思政建设提供一条从“抽象说教”转向“具象感召”的可行路径。
一、问题提出:为何要从熊雄精神切入年轻干部思政建设
县域治理处在“上面千条线、下面一根针”的执行层,是国家治理体系的”末梢神经”。年轻干部作为县域干部队伍中最活跃的群体,普遍具有学历较高、思维活跃、接受能力强的优势,但不少人是“校门—机关门”的线性成长路径,缺少重大政治斗争考验和基层复杂矛盾的历练。这一结构性矛盾,在县域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从全国来看,基层“微腐败”呈现年轻化、隐蔽化趋势,少数年轻干部在村级工程项目、惠民补贴发放等小微权力中迷失自我,反映出部分年轻干部“重面子、轻里子,重痕迹、轻实绩”的政绩观偏差。从组织培养看,年轻干部普遍缺少重大政治斗争考验,科学理论储备不扎实,理想信念根基还不够牢固,政治能力仍存在短板。
破解这一问题,关键在于找到既具有政治高度、又具有情感温度的思想资源。熊雄(1892—1927)作为江西宜春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、继周恩来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负责人,其精神兼具“本土性+早期党建+军队思政”三重稀缺属性。他自号“铁血书生”,弃笔从戎、远涉日德苏,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;在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,制定政治教育大纲、创办《黄埔日刊》、聘请恽代英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教官,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奠基。1927年“四一五”反革命政变中,他临危不惧、坚守岗位,表示“要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”,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,年仅35岁壮烈牺牲。周恩来曾指示“宣传黄埔要宣传熊雄”,聂荣臻题词“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,熊雄的故乡就在宜丰县芳溪镇下屋村。宜丰县拥有126处革命遗址遗迹,涵盖黄沙大捷战场、熊雄故居、红色粮仓等丰富资源,下屋村已获评省级红色名村、全国文明村镇,熊雄故居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、宜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这片红色热土为年轻干部思政教育提供了“家门口”的鲜活教材,具有从“参观式学习”向“沉浸式转化”的现实基础。
二、熊雄精神的四维内涵结构
熊雄精神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由一系列具体实践支撑的可辨识价值体系。从其在宜丰成长、海外求索、黄埔建功、英勇就义的人生轨迹中,可以提炼出四个相互贯通的维度。
(一)志在四方、追求真理的初心使命
熊雄出身于宜丰下屋村一个富裕的封建大家庭,少年时即接受传统文化教育,培育了“身心一体、家国同构”的儒家爱国主义思想。14岁时,他发出“我辈青年应志在四方,不能再作井底之蛙,埋头诗云子曰”的感慨,早早立下跳出县域看天下的格局自觉。从弃学从戎参加辛亥革命、讨袁护国,到远涉法、德、苏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,他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艰难转变。在苏联的学习经历使他认定“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”。
这一维度对年轻干部的核心启示是:格局不是喊出来的,而是靠主动走出“舒适区”、持续深度学习换来的。真正的“志在四方”,不是逃离县域,而是跳出县域看县域、把“国之大者”落到县域治理的具体场景中。
(二)信仰坚定、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
熊雄对忠诚的理解,不是停留在表态上,而是落在制度建设和组织坚守中。1926年“中山舰事件”后,他向广东区委建议成立中共黄埔军校党团,任党团书记,成为党在军校的最高领导;在“整理党务案”抛出后,他冷静分析形势,及时把组织意见传达至每个党团员,使军校中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无一向国民党党部表态,有效保存了党的力量。他反复强调“要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”“不使自己变成反革命或假、半革命派”。
这一维度的当代价值在于,它讲清了“忠诚”的操作逻辑:忠诚不是口号的重复,而是在复杂环境中守住政治立场、在组织安排中服从大局、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。
(三)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智慧胆略
熊雄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期间,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。他提出“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、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”“相对服从与绝对服从”“革命生死观”等政治理论,被学员称为理论家“熊婆婆”。在统一战线内部,他坚持“团结左派、争取中间力量、反对极端反动势力”,与右派势力开展合法斗争。1927年清党前,他一面安排党团员秘密转移,一面自己坚守岗位等待中央指示,体现了“敢亮剑”与“讲策略”的统一。
对年轻干部而言,斗争精神不是莽撞,而是在政策边界内解决实际问题、在矛盾交织中守住底线、在风险面前不退缩。
(四)舍生取义、不负韶华的牺牲精神
熊雄在黄埔学生话别时曾说:为革命而死“便于革命有贡献”,若为升官发财而死、为恋爱而死、为军阀做走狗而死,“还是死于非命”。他将“宁愿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”从誓言化为行动。他留下的“人世斗争几日平,漫漫也应到黎明。听潮夜半黄埔客,充耳哭声和笑声”,既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,也是对年轻干部“为何而活、为何而当干部”的深层叩问。
三、县域年轻干部思政建设的现实诊断
(一)主要挑战
一是理论修养“悬浮化”。不少年轻干部对马列原著接触浅、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碎片化,熊雄式“海外求索+系统转化”的深度学习路径缺失,容易出现“学用两张皮”。
二是实践锤炼“扁平化”。久在机关、少见矛盾,缺乏在复杂一线“真刀真枪”历练的机会,“坐堂问诊”多、“走村入户”少,对群众急难愁盼感知不敏锐。
三是价值冲击“多维化”。县域是熟人社会,人情往来、社交圈层交织,部分年轻干部在面对升迁焦虑、功利心态和人情围猎时,定力不足、防线偏松。
四是本土红色“闲置化”。宜丰红色资源丰富,但部分教育仍停留在“参观拍照、听讲解”层面,未真正进入认知重构和行为转化的环节。
(二)现实机遇
政策端：大思政、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、红色基因传承为本土资源开发提供了政策窗口;技术端,数字展馆、VR场景、短视频微党课降低了沉浸式学习的成本;在地端：宜丰“红色粮仓”教育培训基地已接待团队超200个、游客10万余名,具备进一步升级为干部教育场景的坚实基础。
四、熊雄精神赋能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
(一)以“志在四方”破井底思维:构建“跳出县域看县域”的研修机制
借鉴熊雄“志在四方”的成长路径,建立年轻干部“县情—省情—国情”递进式研修机制。围绕县域产业、基层治理、乡村振兴等现实课题,组织年轻干部开展对标调研,撰写“跳出宜丰看宜丰”的调研报告,把“县域视野”扩展为“国之大者”的治理视野,从“学知识”转向“谋思路”。
(二)以“信仰坚定”筑思想根基:开发熊雄精神的案例化课程体系
把熊雄在黄埔军校“如何在复杂统战环境中坚持党指挥枪”的经历,转化为年轻干部可理解的案例课。可开发《熊雄与党的政治生活》《黄埔军校的党团建设启示》等专题,采用“理论讲授+案例研讨+现场体验”相结合的方式,推行“原著研读+基层求证”双作业,防止忠诚教育空心化。
(三)以“敢于斗争”练担当本领:创设“熊雄岗”一线淬炼机制
参照熊雄“在战场做政治工作”的实践逻辑,设“熊雄岗”专班,有计划地把年轻干部选派到信访维稳、征迁攻坚、防汛救灾、村集体债务化解等吃劲岗位历练,多捧“烫手山芋”、多当“热锅上的蚂蚁”。同时以“革命生死观”为主题组织研讨,引导干部回答“干部该怕什么”,把避责逻辑扭转为解题逻辑。
(四)以“清正廉洁”守拒腐防线:打造沉浸式廉政教育场景
提取熊雄“不把革命当升官阶梯”的警示资源,结合黄埔清党前后的历史语境,在熊雄故居、红色粮仓等场景开展沉浸式警示教育;用“围炉夜话”算清三笔账(人情账、初心账、前途账)等本土方式,推动监督向“八小时之外”延伸,引导干部扣好廉洁从政“第一粒扣子”。
(五)以“场景再造”促学用贯通:形成“研学—演练—办事”闭环
构建“故居研学—红色粮仓演练—村居一线办事”的教育闭环:年初组织年轻干部在故居开展政治生日和重温入党誓词,年中到红色粮仓基地开展情景模拟和案例推演,年末每位干部认领1件民生难事,用“熊雄标准”进行答辩——“立场稳不稳、办法有没有、担当够不够”,实现思政教育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。
五、“熊雄式年轻干部”评价指标的初步构想
为避免思政建设“软任务”困境,可尝试建立“熊雄式年轻干部”五维评价指标,将精神内涵转化为可观察、可衡量的行为标尺:一是格局宽度。能否跳出岗位看全局、把上级政策与县情乡情结合;二是理论深度。能否原原本本学原著、用党的创新理论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;三斗争锐度。能否在急难险重任务中主动担当、在矛盾面前不退缩;四清廉纯度。能否在熟人社会中守住底线、规范”八小时之外”言行;五为民温度。能否沉到田间地头、把群众急难愁盼办成具体实事。指标可作为干部选育管用的重要参考,与年度考核、评优评先、选拔任用相衔接,形成“教育—实践—评价—反馈”的完整链条。
熊雄精神的根脉在宜丰,其价值却在当下。把“铁血书生”的精神气质转化为“基层尖兵”的过硬本领,关键不在把熊雄讲得多么宏大,而在于让年轻干部在下一次下村、下一次接访、下一次拒礼的具体动作中,感受到那份“志在四方”的格局、“时刻干革命工作”的自觉和“将热血洒在岗位上”的担当。唯有如此,本土红色资源才能真正从“参观打卡地”变成“精神补给站”,年轻干部思政建设也才能走出“说教式”窠臼,走向“具象感召、知行合一”的新境。